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二

1. 捕蝗：捕捉蝗虫，时苏轼通判杭州，因督办捕蝗公务而山行。浮云岭：在今浙江杭州（余杭）境内。

2. 疲苶（nié）：疲惫委顿。苶，疲倦的样子。

3. 子由：苏轼弟苏辙，字子由。

4. 霜风：秋末带有寒意的风。作重阳：渐近重阳节（九月初九）。

5. 熠熠（yì yì）：明亮闪耀的样子。此句谓溪边野菊香气与花色交映。

6. 荦确（luò què）：怪石嶙峋、崎岖不平的山路。久废山行：长久不曾山行。

7. 舞淋浪：醉舞得淋漓尽致。淋浪，淋漓、酣畅之貌。

8. 独眠林下：独自宿于林间。梦魂好：梦境安稳美好。

9. 回首人间忧患长：回看人间，忧患绵长，与林下之梦对照。

10. 杀马毁车：东汉冯良为县尉，奉檄迎督邮，耻于为役，遂坏车杀马、毁裂衣冠，遁去犍为从师求学。后喻弃绝仕途、归隐不返。

11. 从此逝：从此隐去，逝，往、离去。语本《论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慨。

12. 行藏：语出《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指出处进退、行止。何处问行藏：你（子由）到何处去寻问我的行踪呢，谓将弃官遁世、行迹难寻。

霜风渐渐吹起，快要到重阳，溪边的野菊明艳闪亮，传来阵阵清香。

多年不曾山路跋涉，走在嶙峋石径上颇觉疲惫，但还能在村里酣醉一场，迎着秋雨挥洒起舞。

独自醉卧林下，梦境是如此清安恬适；回头望那人世红尘，却满是无尽的忧患纷扰。

我想效法古人毁车杀马就此归隐，远离尘嚣，就连弟弟你也不知我归向何处。

赏析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简析

这首诗以重阳近、野菊香起笔，借山行疲苦却仍能村醉的细节，形成生理感受的抑扬；又以林下独眠的暂安对比人间忧患的绵长，深化心理层面的跌宕。结尾化用冯良杀马毁车的典故，既抒发了疲于奔走的愤懑，也暗含对仕途处境的不满。全诗情感层层递进，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个人内心的矛盾交织，用事精切，感慨深沉，尽显诗人此时复杂的心境。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