雉带箭

1. 原头火烧：打猎前焚烧原上枯草，以驱赶野兽出林。2. 静兀兀：静悄悄、屏息无声貌，写围猎时全场屏气凝神。3. 野雉（zhì）：野鸡。“畏鹰出复没”：雉既怕猎人豢养的猎鹰，飞出又缩回草丛。4. 将军：指主猎的将领。时韩愈在徐州张建封幕中观猎，所指或即建封，旧说不一。5. 以巧伏人：以射技之精巧使众人叹服。6. 盘马：勒马盘旋。弯弓：拉满弓。惜不发：引而不发，蓄势待时，写其从容矜持。7. 决起：迅疾腾起。8. 红翎白镞（zú）：箭的红色尾羽和白色箭头，写箭追雉飞、上下倾斜之状。镞：箭头。9. 五色离披：雉羽五彩缤纷、纷然披散。离披：散乱貌。10. 军吏贺：部下称贺射中之巧。

原野上猎火熊熊，四周静穆无声，野鸡畏惧雄鹰，惊惶奔逃又骤然隐没草丛。

将军想用精妙的射技折服众人，故而勒马盘旋，弯弓满弦却迟迟不发。

地形渐趋狭窄，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野鸡惊飞的刹那，将军弓拉满弦，劲箭迅猛射出。

中箭的野鸡猛然冲起百余尺高，染红的箭翎与雪亮的箭头随之一同倾斜坠落。

将军仰面大笑，军中官吏纷纷上前庆贺，色彩斑斓的野鸡羽毛散乱，坠落在马前。

赏析

此诗仅十句短章，却跌宕有致、气韵生动。诗作不仅以凝练笔气交错刻画射者、射技、观射者为猎物，更暗含诗人对 “目势而为” 的体悟，而非单纯的 “以快取胜”。宋代苏轼对其钟爱有加，分书大字，不只因其技法妙绝，更赏其在射猎之外藏着的分寸之美，这首诗也常被视作韩诗中 “形神兼备且含蕴深远” 的典范。

首句铺展猎场境况：原野猎火融融，四野静谧无声。一个 “静” 字，并非仅烘托猎前的肃穆，更衬出将军的沉敛气度，从猎众人屏息凝神，非急于寻觅猎物，而是随将军一同静观局势，那份专注中透着从容，为后文猎射时的迅疾、猎射后的平和形成鲜明呼应，于动静之间见两法。次句写猎射对象野雉，笔气简省却含体恤：野雉为猎火所惊，从草木间窜出，瞥见猎鹰便欲躲藏，“出复没” 三字既活现其仓皇之态，也暗合将军不愿强逼的心境，为下文 “惜不发” 形成深层呼应，而非单纯的情节衔接。阁本 “伏欲没” 的改笔，失却了这份 “进退之间” 的张力，便显平淡。这两句铺垫猎前情境，已藏着 “不妄动” 的深意。

三、四句转入猎射核心，却不写勇猛驰骤，转而刻画将军的沉稳为审慎。将军出猎绝非为觅取野味、炫耀技艺，而是在动静之间体悟分寸。他骑马缓行、引弓满弦，却 “惜不发”，这份迟疑并非怯懦，而是审时度势的从容，不急于出手，只为找准最恰当的时机，既显射技，亦不违天道。近人程学恂评 “于空际得神”，此 “神” 不只在射技之妙，更在人之胸襟：诗人不写白羽交飞的热闹，只取 “盘马弯弓” 的静态镜头，凸显将军不恃强、不躁进的品格。他如李广 “度不中不发”，却非为 “一举折服众人”，而是对猎物、对局势保有敬畏，这份智谋，是 “目势而为” 的通透，让将军形象跳出 “勇武将领” 的刻板印象，多了几分温润的层次感。

接着两句写射技之 “准”，而非单纯之 “巧”。野雉隐没处地势渐狭，陷入 “地迫势胁” 的窘境，观猎者渐众，皆屏息静待，此时正是出手之机。恰在野雉受惊乍飞的瞬间，将军从容松弦，箭矢迅猛却精准地命中目标。“雉惊弓满箭加”，一 “惊” 显猎物之灵，一 “满” 见将军之稳，一 “加” 露射技之准，四字紧凑利落，却无丝毫张扬之感，“准” 字之意全出，恰是 “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的体现。

诗至此处，似已收束，却忽生波澜：受伤的野雉带箭 “冲人决起百余尺”，猛地冲高，这份挣扎不只是反衬射技，更显生命的倔强为灵动。诗人侧写此笔，既让将军的射技在 “命中却未摧折生机” 中更显高明，也暗含对生命的体恤，箭矢虽中，却未立刻夺走野雉性命，留得片刻挣扎，让场景多了几分张力为温度。“红翎白镞随倾斜”，野雉力竭后悠悠坠落，染血的翎毛为雪亮的箭镞缓缓倾斜，这细致描摹非分历不能道，却无血腥之感，反倒透着 “射中而非征服” 的平和，让全诗盘屈跳荡，韵味更浓。

末两句在平和氛围中收束全篇，不见热烈张扬。“仰笑” 二字，非骄矜得意，而是将军事成后的释然一笑，那份从容自在跃然纸上；“军吏贺” 呼应前文 “伏人”，众人庆贺的不只是射猎成功，更是将军 “目势而为、不失分寸” 的气度。末句 “雉带箭”—— 五彩斑斓的野雉毛羽微散，堕向马前，诗戛然而止，却余韵悠长：既无对猎物的炫耀，也无对射技的夸耀，只留下 “动静相宜、分寸得当” 的体悟，以长篇古风的气韵写短章，更显丰神超迈、意蕴深远。

简析

《雉带箭》是一首七言古诗，此诗主要写节度使张建封出猎时弯弓巧射野雉的场面。全诗十句，虽篇幅短小而写来富有变化，除“雉惊弓满劲箭加”一句正面描写射雉以外，其他均从不同角度的侧面烘托，巧妙地暗示将军的射技，体现了诗人善于捕捉艺术形象来描述客观事物的艺术手法，历来被学者当作研究韩诗的范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 ，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 ，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