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张仆射书

1. 张仆射：张建封，贞元时以检校右仆射任徐泗濠节度使镇徐州，韩愈贞元十五年入其幕为节度推官。仆射（yè）：尚书省长官，唐中期后为加官、宰相之职衔。2. 牒（dié）：官府文书。受牒：接受委任文书。使院：节度使衙署的办事机构。3. 故事节目：旧例的条目。晨入夜归：清晨入署夜晚才归，指徐州幕府自九月至次年二月的严格作息惯例。辄不许出：非有疾病事故一概不准外出。4. 人各有能有不能：语本《左传》，各人有所能有所不能。5. 抑而行之：强行压制着去做。发狂疾：逼出精神病。6. 执事：不敢直指对方而称其左右供使令者，书信中对尊长的敬称，此指张建封。7. 量力而仕之，度才而处之：按能力授任，按才干安排。8. 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喜欢以受自己教诲者为臣，不喜欢以能教导自己者为臣，引《孟子·公孙丑下》，谓时君不能尊贤。9. 直己而行道：正直自守而践行道义，与闻命而奔走相对。好利、好义：逐利者与行义者。10. 蒙幸：蒙受恩遇。所从旧矣：相从已久。11. 宽假：宽容优待。不失其性：不违背他的本性。加待：加意礼待。12. 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寅时（约晨三至五时）入署到辰时（约七至九时）退出，申时（约下午三至五时）入署到酉时（约下午五至七时）退出。寅、辰、申、酉皆地支计时。率以为常：以此为常规。13. 枉其性：扭曲其本性。成人之名：成全他人好士之名。14. 随行而入，逐队而趋：随众人行列而进退，喻没有独立人格地趋奉。哀其穷，收之而已耳：只是怜悯其困穷而收留罢了。15. 一岁九迁其官：一年之内九次升官，极言官爵之荣。称（chēng）于天下曰知己：被天下人称许为知己。16. 伏惟：俯伏思量，书信敬辞。哀其所不足：体恤其力所不及。矜：怜恤。不录其罪：不追究其过失。

九月一日，韩愈再拜：我接受委任文书的第二天，正在使院中，有个小吏拿着院中旧规的十余项条目来给我看。其中不可接受的，是从九月到第二年二月底，都要清晨进署、夜间才能回家，若非有疾病事故，一概不许外出。当时因为刚受任命，不敢说什么。古人说过：人各有能与不能。像这样的事，不是我韩愈所能做到的。硬压着自己去干，必定逼出狂病：往上就无法承事效劳于您，忘掉本应报答恩德的初心；往下就无法自立于世，丧失了自己立身的根本。既然如此，怎能不说呢？

您选择我，并不是因为我能晨入夜归，必定是另有所取。既然有所取，那么即使不晨入夜归，您所取的东西依然还在。在下者事奉在上者，所干的事不只有一样；在上者使唤在下者，也并非只用一种方式。量力而授任，度才而安排，做不到的，不强迫去做，因此为下者不会得罪于上，为上者也不会怨恨于下。孟子说过：如今的诸侯彼此没有太大差别，因为他们都喜欢以受自己教诲的人为臣，不喜欢以能教导自己的人为臣。如今的世道，比孟子之时又相去更远了，都是喜欢那听到命令便奔走的人，不喜欢那正直自守而践行道义的人。闻命奔走的，是贪利之人；直己行道的，是重义之人。从来没有贪利而真爱其君的，也从来没有重义而忘记其君的。如今王公大人之中，只有您可以听这样的话；也只有在您这里，韩愈才能以这样的话求得进用。我承蒙您恩遇，相从已经很久了。倘若宽待我，使我不失本性；厚待我，使我足以成就名声——寅时入署，到辰时退出；申时入署，到酉时退出，以此为常规，也不至于耽误公事。天下人听说您这样对待韩愈，必定都说：您好士竟到如此地步，以礼待士如此，使用人而不扭曲其本性、有如此雅量如此，有意成全他人之名如此，厚待故旧如此。又将会说：韩愈认清自己所依归的人如此，韩愈不向富贵之人谄屈如此，韩愈的贤能竟能使其主人以礼相待如此——那么我死在您门下也决不后悔。假使让我随行而入、逐队而趋，说话不敢尽其诚意，行道有屈于己身，天下人听说您这样用韩愈，都会说：您用韩愈，不过怜悯他困穷而收留他罢了；韩愈事奉您，不合于道，不过是图利罢了。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受千金之赐，一年九次升官，感恩自然是感恩的，但要让天下人称一句知己，却是谈不上了。

伏望您体恤我力所不及之处，怜悯我的愚直，不计较我的罪过，审察我这番话而垂仁采纳。韩愈惶恐再拜。

此书是贞元年间韩愈入张建封（时以检校右仆射节度徐州，故称张仆射）幕府后所上的一封著名的辞职式的直言书，核心是请求废止幕府晨入夜归、无事故不得外出的一贯旧规，为自己争取晨入而尽辰退、申入而终酉退的作息。文章的价值远不止于一桩个人待遇的交涉，而在于它公开提出了一种士与主帅关系的新原则。韩愈的论证极有层次：先承认新受命不敢言的处境，再引古人言人各有能有不能，坦承自己做不到晨入夜归，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不循本性而强为，上不能承事报德，下不能自立存心，那么不直言便是欺主负德，于是安得而不言。这是第一层，把要自由作息升格为尽忠义务。第二层从用人的道理立论：执事择我非为晨入夜归，量力而仕之，度才而处之，其所不能，不强使为，则上下两不相怨，这是把儒家量才授任、不强人所不能的治理原则用到幕府日常。第三层引孟子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之叹，断言今之世主好闻命而奔走之人，而不好直己而行道者；奔走者好利，行道者好义，未有好利而爱其君者，未有好义而忘其君者——这是全文的骨节，把屈己从命与直己行道两种士风判然分开，暗讽张建封幕下尽是奔走利禄之徒，而自居于好义之列。第四层则反笔算账：若蒙宽假，使不失其性，则天下之人将颂张公好士、待士以礼、使人不枉其性、欲成人之名、厚于故旧；若使随行而入、逐队而趋，言不敢尽其诚，则天下将曰执事之用韩愈，哀其穷、收之而已耳，虽日受千金之赐、一岁九迁其官，感恩则有之，称于天下曰知己则未也。知己二字是全篇眼目，韩愈所求的不是禄养而是尊重其独立性的人格之知。末尾伏惟哀矜，措辞谦而骨鲠在。此书历来被视为唐人文中桀骜有气骨的名篇：其可贵在于以道进退、不谄不屈，把个人处境之争写成士人气节与权门豢养之争，也预示了韩愈此后直言行道的生涯底色。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 ，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 ，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