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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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向我问起谏议大夫阳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见闻很多，却不追求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声。他履行古人的道义，隐居在晋地的边远之乡。晋地边远之地的百姓，受他的道德熏陶而变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了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是荣耀，阳子却没有喜色。他居官五年了，看他的德行，仍像在野时一样，他难道是会因为富贵而改变自己心志的人吗？

我回答道：这正是《易经》所说的“长久保持既有的德行，对男子来说反是凶”的那类人，哪里算得上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的上九爻辞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志节高尚。”《蹇卦》的六二爻辞则说：“臣子屡进危言、奋不顾身，是因不顾自身的缘故。”这也是因为所处的时势不同，所遵行的德也不同。如果像《蛊》上九那样处在无职可用的地位，却要表现奋不顾身的忠节；像《蹇》六二那样处在臣子的职位上，却怀着不事王侯的高尚之心，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旷废职守的讥刺就会兴起。这种志向不可效法，而且罪责终究免不了。如今阳子居官，不为不久了；听闻天下政事的得失，不为不熟了；天子对待他，不为不优厚了。他却从没有一句话涉及政事。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漠然不动于心。问他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俸禄，就说是下大夫的等级；问他政事，就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难道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有官职在身的人，不能尽职就辞职不干；有进言职责的人，无法进言就辞职不干。如今阳子自认为尽到进言的职责了吗？能进言而不进言，与不能进言而不辞职，两者都不可取。阳子是想为了俸禄做官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也确有为贫穷而做官的。”指的就是为俸禄做官。那就应该辞去高位而居卑位，辞去富贵而就贫贱，像守门打更那样的差事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做过管牛羊的乘田，也不敢旷废职守，一定说“账目对头就行了”，一定说“牛羊都顺利长大就行了”。像阳子的俸禄，不算卑贱贫穷，这是明明白白的，却这样做，怎么可以呢？

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是憎恶讥刺君主的人，憎恶做臣子的标榜揭君主之过来沽名钓誉的人。所以虽然也进谏议论，却让人无法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就在朝廷之内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施行，并且说：这些谋略，全是我君主的德意。”阳子的用心，也正是这样。

我回答道：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这样，那更可以说是糊涂了。进谏君主而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子应该做的。阳子本是布衣出身，隐居在草野之间，主上赞赏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进谏为名，实在应当有所作为来尽他的职守，使天下四方和后代之人知道朝廷有直言刚正之臣，天子有不滥赏、能从谏如流的美德。这样，山野的隐士听到后就会仰慕，束紧衣带、挽起头发，愿意进到宫阙之下陈述他们的主张，辅佐我们的君王达到尧舜之治，使美好的名声发扬于无穷。像《尚书》所说的那种做法，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子应该做的。况且阳子的这种用心，将使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是在开启这种风气啊！

有人说：阳子不求出名而人们传出他的名声，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坚守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您为什么责备他这样严厉呢？

我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有意追求名声和任用的。他们怜悯时世不太平，人民不安定，自己得了道，就不敢独自保全自身，而一定用来兼济天下。勤勤恳恳，至死方休。所以大禹过家门而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墨子来不及把烟囱熏黑。这两位圣人、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闲享乐舒服吗？实在是敬畏天命而怜悯人民的困穷啊。上天把贤圣的才能授予人，难道只是让他自己绰绰有余就算了吗？实在是想用他去弥补世人的不足啊。耳目对于身体来说，耳朵管听，眼睛管看，听取是非，察看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平安。圣贤是当代人的耳目；当代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阳子如果不贤，就应该为贤人效力来奉事君主；如果真的贤，就本该敬畏天命而怜悯人民的困穷，怎么可以只顾自己的安逸闲散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并且憎恶以攻讦别人来表现直率。像您的这番议论，直率是直率了，恐怕有损于道德而且言辞繁多吧？喜好把话说尽来揭人的过失，这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我说：君子处在职位上，就想到以身殉职；没有得到职位，就想到修明文辞来阐明大道。我是为了阐明道，并不是自以为直率而强加于人。况且国武子不能遇到善人，却喜欢在乱国把话说尽，所以被杀。《国语》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直言。”说的就是听到直言而能改正的人。您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如今阳子虽然还达不到，但阳子难道就不能成为善人吗？

《争臣论》是韩愈针对谏议大夫阳城居官五年不谏一事而发的论辩名文，采用主客往复的问答体，四问四答，层层设垒而一一攻破。首问：阳城学广闻多、不求闻达，居谏位而德如处士，可谓有道之士乎？韩愈即引《易》“恒其德贞，夫子凶”断之，更以《蛊》上九“不事王侯”与《蹇》六二“王臣蹇蹇”两爻对举，指出“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高隐之德行于谏官之位，即成旷官之罪，“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一喻，冷峭入骨。次答设“归美于君”之说，韩愈辨之：不使人知之谏乃宰相之事，谏官之职正在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且如此用心是“使君人者恶闻其过，是启之也”，见微知著。三答以其不求闻用为高，韩愈举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为证，畅论“圣贤者，时人之耳目”——天生贤才以补世之不足，不得自暇逸，立论正大。末问举国武子好尽言见杀之戒，韩愈自明“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并引“惟善人能受尽言”回护本意。全文引经据典而不为经所缚，责人甚严而持论有节，通篇见韩愈疾虚妄、敢直言的性格。尤可注意者，阳城其后在陆贽罢相、裴延龄进用之危局中挺身极谏，声震朝野，时人谓韩愈此文实有以激之——一篇文章促成一个谏臣的诞生，正是《争臣论》最圆满的注脚。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 ，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 ，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