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坏晋馆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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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辅佐郑简公前往晋国，晋平公因为鲁国有丧事的缘故，没有接见他们。子产派人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把车马放了进去。

士文伯责备他，说：“敝国因为政事刑罚没有修明，盗贼到处都是，无奈诸侯的臣属屈尊光临敝国寡君，因此命令官吏修缮宾客所住的馆舍，加高馆门，加厚围墙，让宾客使者没有忧惧。现在您把它拆毁了，即使您的随从能够自己戒备，那让别的宾客怎么办呢？凭敝国作为盟主的地位，修缮馆舍围墙，来接待宾客。如果（大家）都拆毁了它，那用什么来供应（诸侯宾客）的需要呢？我们国君派匄我来请教您（这样做的原因）。

子产回答说：“因为敝国狭小，处在大国之间，责求贡物没有定时，因此不敢安心居住，搜尽敝国的财物，前来参加时令性的会盟朝聘。偏偏碰上执事没有空暇，没能见到；又没能听到指示，不知道接见的时间。（我们）不敢交纳财礼，也不敢把财礼露天存放。要是交纳了，那就是君王府库中的财物，不经过在朝廷进献陈列的仪式，就不敢奉献。要是露天存放，又怕日晒雨淋不时，（财物）朽烂虫蛀，从而加重敝国的罪过。我听说文公做盟主的时候，宫室低矮，没有游观的台榭，却把接待诸侯的宾馆修得高大，宾馆如同国君的寝宫；库房马厩修缮完好，司空按时修整道路，泥水匠按时粉刷宾馆房舍；诸侯宾客到来，甸人点起庭中火炬，仆人巡视馆舍，车马有安置之处，宾客的随从有人替代服劳，管车的为车轴涂好油，隶人和牧人、圉人，各自照看份内之事；百官下属各自陈列供应物品；文公不留滞宾客，也没有荒废公事；与宾客同忧同乐，出了事就巡视，教他们不懂的，接济他们缺乏的。宾客来到如同回到家中，没有灾患；不怕盗贼抢劫，也不担心干燥潮湿。如今贵国铜鞮的宫室绵延数里，而诸侯宾客却住在像仆隶住的屋子里，大门容不下车马，又有隔墙无法逾越；盗贼公然横行，瘟疫灾害不能预防。接见宾客没有定时，召见的命令无法预知。如果不拆毁围墙，就是没有地方收藏财礼，而要加重罪过了。冒昧请教执事，将有什么指示？虽然贵国君主有鲁国的丧事，这也是敝国的忧伤啊。如果能够进献财礼，把围墙修好再回去，这是贵国国君的恩惠，岂敢害怕劳苦？”

士文伯回去复命。赵文子说：“确实如此。我们实在没有德行，用仆隶住的房子去接待诸侯，这是我们的罪过啊。”就派士文伯为招待不周而道歉。

晋平公接见郑简公，礼节有所加隆，宴席丰厚隆重，送他回国。于是修建了接待诸侯的宾馆。

叔向说：“辞令的不可废弃，就像这样吧！子产善于辞令，诸侯都因此受益，怎么能废弃辞令呢？《诗》说：‘辞令和睦，百姓协同；辞令和悦，百姓安定。’子产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本文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如晋，晋平公以鲁国有丧事为由拒不接见，又以简陋的“隶人之垣”接待诸侯。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以毁墙这一惊世骇俗之举迫使晋国正视问题，是典型的先破后立、以行动造话题的谈判艺术。士文伯责让之后，子产的答辞是全文核心，分三层展开：先陈郑国苦衷——“介于大国，诛求无时”，不得不“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偏偏“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贡物既“不敢输币”，又“不敢暴露”，唯恐“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毁垣纳车马实为保护贡物之万不得已。继而抚今追昔，盛称文公为盟主时“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庭燎、巡宫、脂辖、各展其物，“宾至如归，无宁灾患”；对照今日“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盗贼公行”——一褒一贬，晋之失德自见。末则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反将一军，且申明“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于义于情皆立于不败。结果晋执政赵文子自承“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遣使谢罪，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并且“乃筑诸侯之馆”——毁垣之争以晋全面让步、郑国全胜告终。结尾借叔向之口点题：“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并引《诗》“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说明辞令关乎政事人心。全文辞令委曲详尽而锋不可当，是外交谈判艺术与辞令文学的双重典范。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