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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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大人之道有三条：一是蒙受危难而能守持正道，二是把大法传授给圣君，三是使教化遍及百姓。殷代有一位仁人叫箕子，确实具备了这三条道而立身于世，所以孔子论述六经的旨意，对箕子的事迹特别恳切详明。

当纣的时代，大道悖乱，上天的威怒之变不能使他警诫，圣人的言论无处可用。以死进谏、拼却性命，诚然是仁，但无益于我们的宗族祭祀，所以不这样做；委身他人以求保存宗祀，诚然是仁，但等于抛弃了我们的国家，所以不忍心去做。具备这两条道路的，都有人实行过了。箕子因此保全自己的明智，同时势一同俯仰；把自己的谋略典范隐藏起来，甘受囚奴之辱；装作昏聩而不失正道，身虽颓败而志气不息。所以《周易》说“箕子之明夷”，这是蒙难守正。到天命已经改易，百姓生活归于正道，他才拿出大法，用它成为圣人的老师。周人得以叙理人伦常道而建立大典；所以《尚书》说“把箕子带回来，作《洪范》”，这是以法授圣。到受封朝鲜，他推行道义、训导风俗，有德教则没有鄙陋，教化所及则不分远近，用来光大殷的祭祀，使夷狄化为华夏，这是教化及民。遵循这条大道，汇集于一身，天地间的一切变化，我都能处得其正，这真是大人吧？

唉！当周的天命未到、殷的祭祀未绝之时，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假使纣的罪恶还未满贯而自然死去，武庚思念变乱而图谋存续，国中没有这样的人，又同谁去振兴治理呢？这本是人事情势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这样看来，先生隐忍而做这一切，正是有志于此吧？

唐代某年，在汲郡修建箕子庙，每年按时致祭。因为赞许先生独自列名于《易》的卦象之中，于是作这篇颂辞：

蒙难而守正，传圣以谟略。宗祀因此繁盛，夷民因而苏生。光明正大的大人，或显或晦志节不改。圣人的仁德，其道能合于世道的隆盛与污下。明哲保身存于己身，不以身为奴为陋。谦冲礼让合乎礼，不以称孤而自满。居高而无危，处卑而不可逾越。不是死谏，不是离去，心中怀念着故都。时运屈抑而终得伸展，终成为世人的楷模。列名于《易》象之中，与文王为同调。大明之德宣昭于世，尊崇的祭祀为人信服。古碑缺少颂辞，续作落在后学之儒。

此文是柳宗元为汲郡箕子庙所作的碑文，名为咏古颂贤，实寓自家怀抱。开篇即立总纲：“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以三义衡量箕子一生，纲举目张，全篇依此铺展。第二段先辨比干之死与微子之去，两两对举：“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死谏与去国各是仁而各有憾，由此衬托出箕子的第三条道路：保全明哲，与时俯仰，晦藏谟范，甘受囚奴之辱，“昏而无邪，隤而不息”。于是引《易》“箕子之明夷”证“正蒙难”；及周兴而出《洪范》为圣师，叙彝伦、立大典，证“法授圣”；封朝鲜，推道训俗，“俾夷为华”，证“化及民”。三层对应，条理井然，是碑文中最见匠心的骨架。第三段议论尤深：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箕子的隐忍并非苟活偷生，而是为殷保留兴复之望，“其有志于斯乎”一问，体贴古人之心最细最深。结尾缀以四言颂辞，“宪宪大人，显晦不渝”“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既是颂箕子蒙难守正、屈而后伸的大人品格，也正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期间坚守其道的自况。碑、颂一体，析理精严而寄托遥深，可见柳文论说之峻洁与身世之慨的交融。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人，出身河东柳氏，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被贬永州期间，居所附近有愚溪，人称“柳愚溪”。后官终柳州刺史，世人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诗作。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被推为“游记之祖”。著有《河东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