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浮屠文畅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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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本来就有挂着儒家名义而行为如墨家的人，问他的名声说是儒，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可以同他交游吗？也有名义属墨家而行为符合儒家的人，问他的名声不对，考察他的行为却对，可以同他交游吗？扬子云说过：'在儒门之内的就挥退他，在夷狄之地的就引进他。'我把它取来作为准则。

僧人文畅喜爱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有出行必定向士大夫先生们求取吟咏其志向的诗文。贞元十九年春，他将往东南行，柳宗元为他作请托。打开他的行装，得到他所得的叙赠诗文一百多篇，如果不是极其笃好文章，怎么能收到这么多呢？可惜没有人拿圣人之道告诉他，人们只是举着佛家的道理赠送给他。文畅是僧人。如果想听佛家之说，应当自己到他的师父那里去问，为什么来谒见我们这些人来请求呢？他是看见了我们君臣父子的美好，文物制度的兴盛，心里有仰慕，只是被自己的戒法所拘，还不能进入，所以乐于听我们的话而来请求。像我们这些人，正应当把二帝三王之道告诉他，日月星辰的运行，天地之所以昭著，鬼神之所以幽隐，人物之所以繁衍，江河之所以奔流，一一讲给他听，不应当又拿佛家之说轻慢地告诉他。

人类初生的时候，本来同夷狄禽兽一样。圣人兴起之后，人们才知道住房屋、吃谷物，亲其所亲、尊其所尊，活着的人得到奉养、死了的人得到埋藏。所以道理没有比仁义更大的，教化没有比礼乐刑政更正当的。施行于天下，万物各得其宜；用于自身，身体安康而心气平和。尧把它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文武传给周公、孔子，写在典册上，中国之人世代守着它。如今那些佛徒，他们的道是谁创立、又是谁传下来的呢？鸟低头啄食，抬头四顾；兽深藏简出：是害怕外物加害自己，尚且不能免于祸害。弱的被强者吞食，强者的肉被吞噬。如今我与文畅安居而闲食，优游自得地度过一生，与禽兽不同的这些，难道可以不知道它们的来历吗？

不知道的人，不是他的罪过；知道了而不去做，是糊涂；留恋旧习而不能就新，是软弱；知道了而不告诉别人，是不仁；告诉了而不说实话，是不诚。我既尊重柳宗元的请托，又赞许文畅能喜好文辞，于是说了这番话。

这是韩愈辟佛文章中最为曲折委婉的一篇：所赠者本是僧人，却句句欲引之出佛归儒。开篇设两名实之辨：'儒名而墨行'者不可游，'墨名而儒行'者可游，引扬雄'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为法——衡量人物，重其实行而不重其名义，这就先为与僧人交游而导向儒学留出了逻辑通道，立论极有分寸。中段考察文畅'喜文章'，行装中'所得叙诗累百馀篇'，断其'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随即发出全篇警策之问：欲闻佛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佛徒反求儒者，正见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儒者应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历数日月星辰、天地鬼神、人物江河之理。第三段推原文明：民之初生'固若夷狄禽兽然'，圣人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道莫大于仁义，教莫正于礼乐刑政，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书之于册，中国世守——这是《原道》道统论的缩影；复以鸟兽'深居简出'犹不免'弱之肉，强之食'，反衬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者皆文明之赐，'宁可不知其所自耶'，把问题归结为对文明的自觉与感恩。末段连下'不仁''不信'诸断语，层层责成儒者，实为自任其责。全篇重柳宗元之请而嘉文畅之好文，遣辞温厚，而卫道之意森然，是理解韩愈与释氏往还而终不稍假借的最佳文本。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 ，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 ，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