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家告赵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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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灵公在扈地会合诸侯，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内乱。当时晋侯不肯接见郑穆公，认为郑国已经归附楚国、对晋有了二心。

郑国的子家派通信使者送给晋国一封信，向赵宣子申诉说：“我们国君即位的第三年，就召请蔡侯让他一同侍奉贵国。九月，蔡侯来到敝国然后动身前往，敝国因为侯宣多作乱的缘故，我们国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十一月，平定了侯宣多之乱，我们就随同蔡侯去朝见贵国执政。十二年六月，我归生辅佐我们国君的太子夷，为陈国朝晋之事向楚国疏通，请陈侯来朝见贵国国君。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去朝见，以完成陈国朝晋之事。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敝国出发前往贵国朝见。去年正月，烛之武去夷地朝见了贵国国君。八月，我们国君又前去朝见。凭陈国、蔡国紧紧挨着楚国，却不敢对晋国存二心，这都是敝国的功劳。虽然敝国这样侍奉贵国，为什么还是不能免于责难？我们国君在位期间，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贵国国君；太子夷和我们几个臣子，接连不断地到绛城去。虽是小国，事晋之勤也没有能超过敝国的了。如今大国却说：‘你们还没有满足我们的意愿。’那敝国只有灭亡一途，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古人有话说：‘怕头又怕尾，身子还能剩下多少？’又说：‘鹿在临死时顾不上选择庇荫之地。’小国侍奉大国，大国以德相待，那它就是人；大国不以德相待，那它就是鹿。快步奔向险地，情势急迫哪还能选择？贵国的命令没有止境，我们也知道终将灭亡了。只好把敝国全部的兵力集结在鯈地听候，任凭贵国执政发落。文公二年，我国朝见齐国；四年，替齐国攻打蔡国，却又和楚国达成和好。身居大国之间而听从强国的命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大国如果不好好考虑，我们将无处逃避贵国的命令。”

于是晋国派巩朔到郑国讲和修好，并派赵穿、公婿池到郑国充当人质。

本文出自《左传·文公十七年》。晋灵公在扈地会合诸侯以平定宋乱，却因怀疑郑国归附楚国而拒见郑穆公。郑执政子家（公子归生）遂致书晋正卿赵宣子（赵盾），是弱国外交辞令的典范之作。书信前半以编年流水的方式，逐年历数郑事晋之勤：即位三年即召蔡侯共事晋国，因侯宣多之乱而“不得与蔡侯偕”，乱平后“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佐太子夷为陈请命于楚而朝晋，十四年、十五年相继朝晋，去年烛之武又往夷地朝见——皆用确切年月与人物，滴水不漏，最后归纳为“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纵是小国，“蔑以过之矣”，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反诘“何以不免”。后半陡然转进，引“畏首畏尾，身其余几”“鹿死不择音”两句古谚，道尽小国事大、进退维谷之苦；继而以“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作软中带硬的警告——晋若有德，郑便是人；晋若无德，郑便只能是奔命之鹿，铤而走险在所不惜。结尾更亮出底牌：“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并援郑文公两事齐楚之旧例，说明小国“从于强令”实出无奈，非其罪也。全文先恭、后辨、终抗，柔中有刚，逻辑层层推进，以事实服人，以道理折人，以利害慑人，终于迫使晋国遣巩朔求和并送赵穿、公婿池为质，充分展现了子家辞令的机锋与小国求生的智慧。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