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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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真是一位廉洁之士吗？他住在於陵，三天没吃东西，饿得耳朵听不见声音，眼睛看不见东西。井上有个李子，已被虫蛀掉大半，他爬过去拿起来吃，吞了三口，耳朵才听得见，眼睛才看得见。’

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当中，我一定把陈仲子看作首屈一指的人物。不过，仲子怎么能算真正廉洁呢？要把他的操守贯彻到底，那只有变成蚯蚓才行。蚯蚓，在地面上吃干土，在地下饮泉水。而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呢，还是盗跖建造的？他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呢，还是盗跖种的？这些都是无法知道的。’

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亲自编草鞋，妻子绩麻搓线，用这些换来的。’

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他的哥哥陈戴，在盖邑的俸禄达万钟之多。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禄就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之室就不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回家，恰好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着眉头说：“要这种呃呃叫的东西做什么？”过了几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就是那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呀。”仲子跑出门‘哇’地吐了出来。因为是母亲做的就不吃，因为是妻子做的就吃；因为是哥哥的房子就不住，因为是於陵的房子就住——这样还能把廉洁的操守贯彻到底吗？像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变成蚯蚓才能实现他的操守啊。’

本文出自《孟子·滕文公下》，题为‘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讨论的是一个人格评价问题：极端的洁身自好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廉？匡章先立论：陈仲子确是廉洁之士——他住在於陵，三天没吃东西，饿得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清；井台上有只被虫蛀了大半的李子，他爬过去取来吃了三口，才恢复视听。这一细节写得惊心动魄，饿殍之状如在目前，陈仲子宁饿不食非义之食的形象也由此立起。孟子的回应极有分寸：先予肯定——‘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在齐国士人中他必定是大拇指；再行翻转——‘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充’字是全篇题眼：把仲子的操守推充到极致，只有变成蚯蚓才行，因为蚯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与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绝缘。孟子于是展开著名的诘难：仲子住的屋子是伯夷所筑呢，还是盗跖所筑？吃的粮食是伯夷所种呢，还是盗跖所种？——这些‘未可知也’。匡章辩护说：他亲自编鞋、妻子绩麻，用劳动换来，何伤于廉？孟子则举出陈仲子的家世与行事：他出身齐国世家，兄长陈戴食禄万钟，仲子以为兄禄不义便不食其禄、不居其室，避开兄长离开母亲住到於陵。一次有人送他兄长一只活鹅，他皱眉说：‘要这呃呃叫的东西干什么？’几天后母亲杀了鹅给他吃，正吃着，兄长从外回来点破：‘这就是那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呀。’仲子冲出门‘哇’地吐了出来。孟子由此逼出全篇结论：‘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因为母亲做的就不吃，妻子做的就吃；因为是兄的房子就不住，於陵的房子就住：他的‘廉’因人废食，标准前后矛盾，根本无法一以贯之。孟子的批评并非否定廉洁，而是反对以孤立自己于一切人伦之外的姿态标榜道德——人伦之中无一处绝对干净，若求纯粹必至于‘蚓而后可’；真正的大廉应如伯夷之清而有守，在人间关系中辨义而行，而非绝人逃世。此篇与其斥陈仲子，不如说是孟子对道德洁癖与道德表演的深刻诊断。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 ，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为“亚圣”。孟子的言论著作收录于《孟子》一书。其中《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国也》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篇编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