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玄真经卷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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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治身，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是养形。神清意平，百节都安宁，这是养生的根本；肥其肌肤，充其腹肠，满足嗜欲，是养生的末节。治国，最重要的是养成教化，其次是端正法令。人民互相谦让、争处卑位，财利争受少的，事务争做劳苦的，天天受君上感化而向善，自己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治的根本。因赏赐而劝善，因畏刑而不敢为非，法令端正于上，百姓服从于下——这是治的末节。上世养其根本，下世治其枝末。

老子说：想要天下大治的君主不是每一代都出现，可以共同图治的臣子又不到万分之一；以不世出的君主求不万一的臣子，所以至治千年也难遇一次。霸王之功不是每代都能建立。顺应人的善性，防其邪心，与民同出于一道，人民就可以向善，风俗就可以淳美。圣人可贵的地方，不在于他能随罪而设刑，而在于他知道祸乱从哪里产生。如果开启民间的锐端，放纵其放僻淫佚，然后再用法令去制裁、用刑罚去惩处，即使残贼天下，也不能禁止奸邪。

老子说：身处江海之上（隐逸），心却在魏阙之下（系念朝廷），就会看重生命；看重生命，就会看轻利禄。还不能克制自己就随从它（出仕），精神也不会受损害；不能克制自己却勉强不从，这叫双重伤害；双重伤害的人，就谈不上长寿了。所以说：知道和的叫做常，知道常的叫做明；增益生命的叫做妖祥，心驱使气的叫做强。这叫玄同；用它的光，复归它的明。

老子说：天下没有比为善更容易的，也没有比为不善更难的。所谓为善，就是静而无为，适情而辞去多余，不受诱惑，循性保真，不改变自己——所以说为善容易。所谓为不善难，是因为篡弑欺诈、躁竞多欲，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为不善难。如今人们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贪得无厌、没有常度。所以利害之地、祸福之际，不可不明察。圣人无欲也无避：事情有的想去争取，恰恰因此失去；有的想去躲避，恰恰因此促成。心有所欲，就忘记自己所当作的。所以圣人审察动静的变化，把持接受与给与的适度，调理好憎之情，平和喜怒之节。动静得当，祸患就不能侵犯；受与适，罪责就不能牵累；调理好憎，忧愁就不能靠近；平和喜怒，怨恨就不能冒犯。体道的人不苟且得利，也不躲避祸患；属于自己的不抛弃，不属于自己的不把持；常满而不溢，常虚而易足。所以以道术来衡量，饭足充饥，衣足御寒，足够温饱七尺之躯；没有道术来衡量，而以自我要求尊贵，那么万乘的权势不足以畅快，天下的财富不足以快乐。所以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外物不能迷惑。

老子说：胜过别人的是有力，胜过自己的才是强。能强的必是用他人之力的，能用他人之力的必是得人心的，能得人心的必是自得的；没有得己而失人的，也没有失己而得人的。所以为治的根本，在于安民；安民的根本，在于足用；足用的根本，在于不夺农时；不夺农时的根本，在于省事；省事的根本，在于节用；节用的根本，在于去骄；去骄的根本，在于虚无。知道生命实情的人，不做生命所不需要的事；知道命运实情的人，不为命运无可奈何的事忧虑。目悦五色，口嗜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相争夺而伤害一性，日日引诱邪欲、耗竭天和；连自身都不能治理，怎么治理天下！所谓得天下，不是说他拥有权位、号称尊号，而是说他得到天下之心、运用天下之力。只有南面称尊之名，而无一人称誉之实，这就是失天下。所以桀纣不能算作王，汤武不能算作篡放。天下得道，守备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备退到诸侯；诸侯得道，守备在四境；诸侯失道，守备退到左右亲信。所以说不要依恃别人夺不走我，而要依恃我不可被夺；行可以被夺之道，又指责篡弒的行为，对保住天下没有益处。

老子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其旧有，不变易其常规。怒是逆德，兵是凶器，争是人之祸乱；行阴谋是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是违逆到极点了。没有人能促成祸乱（除非祸人），不如挫其锐气，解其纷乱，和其光芒，同其尘俗。人的性情都希望胜过别人而忌恨不如别人；希望胜人，争心就产生；忌恨不及，怨争就产生；怨争一生，心就乱而气就逆。所以古之圣王退让争怨；争怨不生，心就治而气就顺。所以说：不崇尚贤名，使民不争。

老子说：治理外物，不靠外物而靠和气；治理和气，不靠和气而靠人；治理人，不靠人而靠君（之德）；治理君，不靠君位而靠欲（之寡）；治理欲望，不靠禁欲而靠本性；治理本性，不靠本性而靠德；治理德，不靠德而靠道。以道为人的本性立本，本性就无邪秽；久浸于外物就忘掉根本，就误把外来者当作自己的本性。衣食礼俗，不是人的本性，是受之于外的。所以人性本来欲平，嗜欲损害它；只有有道的人能遗物返己。有以自身为镜鉴，就不失外物之情；无以自身为镜鉴，一动就惑乱迷惘。放纵欲望丧失本性，举动就没有正当的：用它养生就失身，用它治国就乱人。所以不曾闻道的人，无法返归本性。古代圣人从自身得道，所以令行禁止。凡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外物才可端正。听觉被毁誉所失，眼睛被彩色所迷，还想把事情办正，就难了。所以贵虚。水被激荡就起波，气乱就智昏；昏乱的智慧不能端正事物，起波的水不能作准平。所以圣王执一，以调理万物的性情。一，是至贵而无所偏适于天下的；圣王托身于无所偏适，所以成为天下的政令所出。

老子说：阴阳陶冶万物，都乘一气而生。上下离心，气就上蒸为变；君臣不和，五谷就不成熟。春天肃杀，秋天繁荣，冬天打雷，夏天降霜，都是贼害之气所产生的。天地之间，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六合之内，就像一个人的形体。所以明于本性的人，天地不能胁迫他；审于符验的人，怪物不能迷惑他。圣人由近知远，把万里看成一个整体。气蒸于天地，礼义廉耻不设立，万民就互相侵暴虐害——这是还处于混冥之中的缘故。廉耻陵替衰落，到了世道衰败，害多而财少，劳而养不足，人民贫困而忿争生，因此贵仁。人鄙陋不齐，结党营私，各推举其同伙，怀藏机巧诈伪之心，因此贵义。男女群居，混杂无别，因此贵礼。性命之情淫佚而相迫，迫不得已就不和，因此贵乐。所以仁义礼乐，是补救败坏的，不是贯通的治道。果真能使神明定于天下、人心返于当初，民性就善；民性善，天地阴阳就从而包涵它，财足而人赡，贪鄙忿争之心就无从产生。仁义无所损害，道德安定于天下，人民就不沉溺于声色。所以德衰了然后装饰仁义，和失去了然后调理音乐，礼淫乱了然后修饰仪容。知道道德，然后知道仁义不足推行；知道仁义，然后知道礼乐不足修习。

老子说：清静之治，和顺而寂寞，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浮躁；对内合于道，对外同于义。其言简约而循理，其行和悦而顺情，其心平和而不虚伪，其事质朴而不文饰。不谋划开端，不议论结局；安定就留下，受到激荡就行进；通体于天地，同胃于阴阳，一和于四时，明朗于日月；与造化者为友，机巧诈伪不装载于心。于是天以德覆盖，地以乐承载，四时不失秩序，风雨不为灾害，日月清静而扬光，五星不失运行——这是清静所显明的。

老子说：治世的职务容易守持，事务容易办理，礼节容易施行，责罚容易评定。所以人们不兼任他官，官不兼领他士；士农工商，乡里分别、州县相异。农人与农人谈储藏，士人与士人谈德行，工人工人谈技巧，商人与商人谈算计。因此士没有失德之行，工没有粗劣之事，农没有荒废之功，商没有折本的货物，各安其性。异形殊类，事情容易做而不相悖乱；失其所处就贱，得其所势就贵。先知远见之人，是才能的极盛，但治世不以此责求于人；博闻强记、口辩辞给，是人智的溢出，但明主不以此要求下属；傲世贱物、不从流俗，是士人的亢直之行，但治世不以此教化百姓。所以高不可及的，不作为人的标准；行不可企及的，不作为国俗。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道术可以世代相传。国治可以与愚人共守，军旅可以与法度相同；不必等待古代的英俊，人们就自足——因为因其所有而并用之。末世之法，以高为标准而惩罚达不到的人，以重任强加而惩罚不能胜任的人，以危难为事而诛杀不敢做的人。人民困于这三重责求，就饰智诈上，犯邪行危；虽有峻法严刑，也不能禁止奸邪。野兽穷途就要触斗，飞鸟穷途就要啄人，人穷途就要欺诈——说的就是这个。

老子说：雷霆之声可以用钟鼓来模拟，风雨的变化可以用音律来推知。大到可以看见的，可以度量；明到可以看见的，可以遮蔽；声到可闻的，可以调理；色到可察的，可以辨别。至大的，天地不能包容；至微的，神明不能看见。等到建立律历，辨别五色，区分清浊，辨味甘苦，朴就散而为器了；设立仁义，修习礼乐，德就迁移为伪了。百姓饰智以惊动愚者，设诈以对付君上；天下有能执持它的，却没有能以之致治的。智能愈多，德愈衰微，所以至人淳朴而不散。至人之治，虚无寂寞，不显示可欲之物；心与神相处，形与性相调；静时体德，动时理通；遵循自然之道，出于不得已。漠然无为而天下和，淡然无欲而民自朴；不忿争而财足，求者不得，受者不辞让，德返归而无人施惠。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能通晓，叫做天府。取它不减少，酌它不枯竭，没有人知道它由何而来，叫做摇光（北斗之斗柄）。摇光，是资助万物的。

老子说：天爱惜其精，地爱惜其平，人爱惜其情。天之精，是日月星辰、雷霆风雨；地之平，是水火金木土；人之情，是思虑聪明喜怒。所以关闭四关（耳目口鼻），杜绝五道，就与道相沦合。神明藏于无形，精气返于本真；目明而不用来视，耳聪而不用来听，口敏而不用来言，心条达而不用来思虑；委顺而不妄为，有知而不自矜；直养性命之情，而知故就不能伤害。精存于目，视觉就明；存于耳，听觉就聪；留于口，言语就得当；集于心，思虑就通达。所以闭四关，终身无患；四肢九窍，无死无生，这就是真人。地生财货，大本不出五行；圣人节制五行，治理就不荒废。

老子说：衡器对于左右，无私心于轻重，所以可为平；墨绳对于内外，无私心于曲直，所以可为正；人主对于法令，无私心于好憎，所以可以发号令。德无所建立，怨无所潜藏，这是任道而合乎人心的人。所以为治的人，智巧是不参与的。水悖逆冲破舟船，木相击折断车轴，不怨木石而归罪于驾驶之巧拙，是智慧不能承载的。道有了智巧就乱，德有了机心就险，心有了眼目就眩。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滞留；一旦确立，万世相传——这就是无为之为。常言说：国有亡国之君，世代没有灭亡之道；人有穷途，而道理没有不通的。无为，是道的宗主；得到道的宗主，就能应对无穷。不因循道理之数而专凭一己之能，其困窘必不久远。人君不出门户而知天下，是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积聚众力，就没有不胜的；集合众智，就没有不成的。千人的群体不会断粮，万人的群体没有废弃之功；工匠没有不同的技艺，士人不兼领他官，各守其职，不得相代；人得其所宜，物得其所安，所以器械不粗劣，职事不懈怠。所责少的容易偿还，职守少的容易守持，任务轻的容易勤勉；上执简约之分，下效易成之功，所以相处日久而不相厌弃。

老子说：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体太一的，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嗔怒和于四时；覆盖润泽皆出于道，溥遍无私；蜎飞蠕动的小虫，无不依其德而生；德流方外，名声传于后世。法阴阳的，承天地之和，德与天地相参；光明与日月并照，精神与鬼神齐灵；履圆法天，履方法地；立表测影，卧听绳墨；内能理身，外得人心；发施号令，天下从风。则四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与有节，出入有量；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柔而不脆弱，刚而不折断，宽而不放肆，肃而不悖乱；优游委顺以养育群类，其德包含愚者而容纳不肖，无所偏爱。用六律的：生与杀，赏与罚，给与与剥夺，除此之外别无他道；讨伐叛乱，禁止强暴，进用贤人，废黜不肖；匡正邪恶为端正，化险恶为平易，矫枉为直；明于施令，深谙开塞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帝者若只体阴阳就趋于安寝，王者若只法四时就削弱，霸者若只用六律就受辱，君者若失去准绳就废弃。所以以小行大，就穷塞而不相亲；以大行小，就狭隘而不能容。

老子说：土地广、人民多，不足以称强；铠甲坚、兵器利，不足恃以取胜；城高池深，不足以称固；严刑峻罚，不足以立威。行存国之政的，虽小必存；行亡国之政的，虽大必亡。所以善守的人无须他人防御，善战的人无须与人交战；乘时势，因民欲，天下就归服。善为政的积其德，善用兵的蓄其怒；德积，民就可用；怒蓄，威就可立。文治所及的深，权势所服的就大；德所施的博，威所制的就广；广，我就强而敌弱。善用兵的先削弱敌人而后开战，所以费用不到一半而功效十倍。千乘之国行文德就称王，万乘之国好用兵就灭亡。王师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是不明白道的缘故。

《下德》卷在‘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太上养化，其次正法’两组对举中开篇，把治身与治国的次第一并拈出：上世养本，下世事末，全书的价值序列由此定盘。‘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是极冷静的政治算术，也暗示了黄老学对‘人存政举’的无奈；圣人可贵不在随罪设刑，而在‘知乱之所生’，防患于未然。‘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本卷引以论‘重生即轻利’，并引出‘不能自胜而强不从，是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的养生心理分析。论治乱一节层层推原：‘安人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夺时，不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去骄，去骄之本在于虚无’，顶针而下，凡六层，把治国最终归到君主内心的虚无上，结构上与《九守》诸篇遥相呼应。‘天地之间，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形也’，人身即天地，是内丹与医家气质之学的先声；而‘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则把道德—仁义—礼乐的次序完整提出，成为后世‘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的展开。卷末‘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四句，是黄老学帝王分等的著名纲领，随后‘帝者体阴阳即寝，王者法四时即削’再加以错位之诫，精密之至；末言‘地广民众，不足以为强’，归结为‘善守者无与御，善战者无与斗’、文德胜武功，与《上仁》篇相通。

佚名，作者资料正在补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