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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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国家的兴盛与衰败，虽与有天命注定的成分，但若与与人为因素无关，又怎么可能失？只要探究庄宗夺得天下与失去天下的缘由，其中的道理便一目了然。

世人相传，晋王敌终之际，将三支箭赐予庄宗，叮嘱道：“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拥立的，契丹曾与我结为兄弟，可后来他们都背弃盟约转而投靠了梁国。这三件事是我毕生的遗憾，今将三支箭交付于你，你千万不可忘记为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接过箭，郑重地收藏在祖庙之中。此后每当出兵征战，他都会派遣身边的属官，用猪羊祭祀祖先，再从祖庙中恭敬地取出箭，用华美的锦囊装裹，背着它促军在前，待到凯旋，再将箭放回祖庙。

当他用绳索捆绑燕王父子，用木匣盛放梁国君臣的首级，步入祖庙将箭供奉在晋王灵位前，告知父亲报仇的志向已然实现时，那神情气概，何等威风凛凛！可等到仇敌尽数消灭，天下归于安定，有人在夜间起兵作乱，叛乱者便四方响应。他仓促率军向东逃窜，还未遭遇叛军，部下士兵已然四散奔逃。君臣相视无言，不知该往何处去，最终到了割下头发对天盟誓、抱头痛哭、泪水浸湿衣襟的凄惨境地，何等衰败落魄啊！难道是夺得天下艰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导致这般结果吗？还是与，认真推究他成败的根源，全在于人为因素失？《尚书》有言：“自满会招致损害，谦逊能获得益处。”忧虑辛劳能让国家兴盛，安逸享乐会使自身覆灭，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因此，当他兴盛之时，天下豪杰无人能与他抗衡；可到了衰败之际，却被数十个伶人困住，最终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往往是由细微的过失日后月累酿成的，即便是聪慧有才、英勇果敢之人，也常常因沉迷于某种嗜好而被迷惑，最终陷入困厄，难道仅仅是伶人让他沉溺吗？

赏析

《五代史伶官传序》作为欧阳修史论中的巅峰之作，以五代后唐盛衰兴亡的史实为根基，深刻揭示出“国家兴亡非由天命，实系于人事”的核心主旨，更提炼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警世箴言，字里行间满含对北宋统治者的劝诫——当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切勿沉溺骄侈纵欲。全文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叙史简练传神，论证层层递进，情感沉挚饱满，成为流传千古的史论典范。

文章的立意深邃且论证逻辑严密，开篇即以“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一兼含感叹与反诘的句子振聋发聩，既鲜明驳斥了当时盛行的宿命论历史观，又直接确立全文核心论点，尽显“起势横空而来”的磅礴气势。紧接着以“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自然过渡，明确将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作为核心论据，让论点与论据衔接紧密、不显突兀。为强化论证力度，作者并未堆砌繁杂史料，而是精选极具传奇色彩与典型意义的史事：晋王李克用临终以三矢遗命，嘱托庄宗报朱温、燕王、契丹背叛之仇；庄宗谨记遗志，将箭藏于祖庙，每逢征战必祭告取箭、凯旋归箭，最终生擒燕王父子、收纳梁国君臣首级，完成复仇大业，彼时意气风发、威风凛凛。然而灭梁之后，庄宗渐生骄纵，宠信伶官、纵情声色，终致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便死于兵变，落得身死国灭、被天下耻笑的结局。作者以“先扬后抑”之法，将庄宗成功时的盛气与衰败时的落魄形成强烈对比，再以“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的反诘回扣主旨，让论证极具说服力。

在叙事之后，文章顺势转入论理，立意层层深化。作者引《尚书》“满招损，谦得益”的古训，自然推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再以庄宗盛衰的浓缩史实反证此理，与开篇立论形成首尾呼应。继而更进一步提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深刻见解，将“人事”的影响细化到细微过失与个人沉溺之物上，让读者对历史教训的认知更为透彻。文末以“岂独伶人也哉！”点睛，表明作者作《伶官传》并非单纯评述史事，而是借伶官乱政的个案，警示世人凡沉溺所好皆可能招致祸患，赋予文章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言尽而意无穷。

文章的语言艺术同样堪称典范，兼具三大鲜明特色。其一，委婉中见气势。全文以“呜呼”起笔，以叹咏贯穿始终，慨叹庄宗败亡时寓惋惜而无苛责，意正言婉。行文多用反问句、对称句，关键处以凝练工整的格言式骈句强化节奏与对比，长短句、骈散句交错运用，读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既饱含感情又气势充沛，被沈德潜赞为“得《史记》神髓”。其二，酣畅中见波澜。开篇突兀立论，随即落于史实叙事，再扬庄宗之盛、抑其之衰，继而引古训、设疑问、推结论，语势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篇幅虽短却一气呵成，淋漓酣畅，极具感染力。其三，平易中见凝练。文中无生僻晦涩之词，无堆砌雕琢之弊，以平实语言叙史说理，通俗易懂。

历代文人对这篇文章赞誉有加，茅坤称其为“千古绝调”，沈德潜赞其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它不仅展现了欧阳修“善善恶恶”的史识与针砭时弊的政见，更以精妙的构思、深邃的思想与高超的语言艺术，成为后世史论写作的典范，其蕴含的历史智慧与警世意义，至今仍能给人深刻启迪。

简析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史论。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

文中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是历来为人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宋代代诗人，作者资料正在补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