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将与秦攻韩

先秦战国策

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其亲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雠之敌国也！今大王与秦伐韩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识也，则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谏，则不忠矣。
今夫韩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乱，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破乎？韩亡，秦尽有郑地，与大梁邻，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负强秦之祸也，王以为利乎？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之上党而攻强赵，则是复阏与之事也，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之水，而以与赵兵决胜于邯郸之郊，是受智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远，而所攻者甚难，秦又弗为也。若道汉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矣。秦故有怀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临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过矣，乃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许之久矣。然而秦之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邻，听使者之恶也，随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则南国必危矣。南国虽无危，则魏国岂得安哉？且夫憎韩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
异日者，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余，河山以蘭之，有周、韩而间之。从林军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国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糜鹿尽，而国继以困。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阚，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百，名都数十。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而有郑地，无河山以蘭之，无周、韩以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百此矣。异日者，从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韩不可得而约也。今韩受兵三年矣，秦挠之以讲，韩知亡，犹弗听，投质于赵，而请为天下雁行顿刃。以臣之观之，则楚、赵必与之攻矣。此何也？则皆知秦之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乎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魏之质，以存韩为务，因求故地于韩，韩必效之。如此，则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然而无与强秦邻之祸。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楚大破，卫、齐甚畏。天下之西乡而驰秦，入朝为臣之日不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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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魏国将要和秦国一起攻打韩国，朱己对魏王说：

“秦国与戎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贪婪暴戾、唯利是图而不讲信义，不懂得礼义德行。只要有利益可图，连亲戚兄弟都不顾惜，简直同禽兽一样。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它绝不是肯施行厚道、积累恩德的国家。所以秦太后是昭王的母亲，却忧伤而死；穰侯是昭王的舅舅，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却终究被驱逐；两个弟弟没有罪过，却一再被削夺封邑。秦王对待自己的亲戚兄弟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待仇敌一样的敌国呢！如今大王要同秦国攻打韩国而更加靠近秦国，臣对此深为疑惧，而大王竟看不出来，那就太不明智了；群臣都看出来了，却没有谁就此进谏，那就是不忠了。

“如今韩氏由一个女子扶持一个幼弱之主，内部正有大乱，对外又怎能支撑得住强秦、魏两国的军队呢？大王以为韩国不会灭亡吗？韩国一亡，秦国就全部占有郑地，与大梁为邻，大王以为能安稳吗？大王想得到原来的土地，如今却背上了强秦的祸患，大王以为有利吗？秦国不是安分无事的国家，韩国灭亡之后，它必定要找事情做；要找事情做，必定拣容易而有利的下手；拣容易而有利的下手，就必定不攻打楚国和赵国了。为什么呢？翻山越河，穿过韩国的上党而去攻打强赵，那就是重蹈阏与战败的覆辙，秦国必定不干。如果取道河内，背对邺城、朝歌，横渡漳水、滏水，与赵军在邯郸郊外决一死战，那就是自受智伯的祸殃，秦又不敢。攻打楚国，取道涉地，在山谷中行军三十里，去进攻险隘的关塞，所走的路很远，所攻的目标又很难，秦又不愿干。如果取道汉水以北，背靠大梁，向右经上蔡、召陵，与楚军在陈地郊外决战，秦又不敢。所以说，秦必不攻楚与赵，也不会攻卫与齐了。韩国灭亡之后，秦国一出兵，那就没有别的目标，只有魏国了。秦国本已占有怀地、刑丘，筑城于垝津，凭以逼临河内，河内的共邑、汲邑没有不危险的。秦国占有郑地之后，得到垣雍，掘开荥泽，引水灌大梁，大梁必定灭亡。大王的使者大错了，他向秦王说安陵氏的坏话，而秦国想得到许地已经很久了。然而秦国的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相邻，秦王听信使者对安陵氏的诋毁，就顺着（这条线）想要灭掉安陵氏。秦军绕过舞阳之北，向东逼临许地，那么魏国南部之地就危险了。南国即使没有危险，魏国难道就能安稳吗？况且憎恨韩国而损害安陵氏尚且可以说得过去，不忧虑秦国、不爱惜南国，那就错了。

“从前，秦国还在河西的时候，晋国距离大梁有一千多里，有黄河、高山阻隔着它，又有周、韩间隔在中间。从林军（之战）直到现在，秦国十次攻打魏国，五次攻入国中，边境城邑全部被拔。文台被毁，垂都被焚，林木被砍伐，麋鹿被猎尽，国家接着又陷于困境。秦军又长驱直入大梁以北，东到陶、卫之郊，北到平阚，魏国丧失给秦国的，有山北、河外、河内的几百个大县、几十座名城。当时秦国还在河西，距离大梁尚有一千多里，灾祸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更何况让秦国灭韩而占有郑地，再没有河山阻隔它，没有周、韩间隔它，距离大梁只有一百里，那灾祸必定百倍于此了。从前合纵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楚、魏互相猜疑，而韩国又无法与之缔约。如今韩国受秦兵攻打已经三年，秦国以讲和来搅扰它，韩国明知必亡，还是不听，把人质送到赵国，请求为天下诸侯充当先锋、执刃死战。依臣看来，楚国、赵国必定会与它一同攻秦。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明白秦国的贪欲没有穷尽，不把天下的兵力消灭干净、把海内的臣民全部奴役，是决不肯罢休的。所以臣愿为大王谋画，请大王赶快接受楚、赵的盟约，让韩、魏互送人质，以保存韩国为当务之急，再趁机向韩国索求原来的土地，韩国必定献出。这样一来，士民不必劳苦而故地可得，功劳比同秦国一起伐韩更大，又没有与强秦为邻的祸患。

“保住韩国、安定魏国而使天下得利，这正是大王千载难逢的时机。把韩国上党的通道连通到共邑、莫邑，使道路畅通之后，就在那里设关把守，往来出入的人征收赋税，这就等于魏国挟制了韩国、把上党当作韩国送来的质押。共地收取这笔赋税，足以使国家富足，韩国必定感激魏国、爱戴魏国、敬重魏国、畏惧魏国，必定不敢反叛魏国，韩国就成了魏国的一个县了。魏国得到韩国当作自己的属县，那么卫地、大梁、河外就都安定了。如今不保存韩国，那么二周必定危急，安陵必定易主。楚、赵大破之后，卫、齐极为畏惧。天下诸侯就会向西奔竞于秦国，入朝称臣的日子不远了。”

赏析

这是《战国策》中最长的论辩文字之一，朱己力谏魏王勿与秦共伐韩，通篇以一个“祸”字为枢纽。第一层先论秦之本性，用三个铁的事实——“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由血亲而及敌国，以近证远，得出“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的定评，事证确凿，无可置辩。第二层作地理推演：韩亡之后，秦必“便事”，而“便事必就易与利”，作者将秦可能出兵的四条路线——越山逾河攻赵、道河内决于邯郸之郊、涉谷攻楚隘塞、经上蔡召陵决于陈郊——逐一排除，或证其必败（“是复阏与之事也”），或证其必危（“是受智伯之祸也”），或证其远难（“所行者甚远，而所攻者甚难”），四个“必不”“不敢”之下，“非魏无攻”的结论便如水到渠成。第三层用历史对比：昔秦在河西，魏去梁千余里，有河山之阻、周韩之间，尚且“十攻魏，五入国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若秦得郑地，“去大梁百里，祸必百此矣”。数字与实迹并举，触目惊心。第四层剖析当前形势：韩“知亡犹弗听”、投质于赵而请为“雁行顿刃”，楚赵必与攻秦，因为“皆知秦之无穷也”；末了提出“存韩安魏而利天下”的积极方略——通上党之道，设关注税，使“韩是魏之县”，不劳士民而故地可得。全文层递而下，排比、假设、对比、数证交相为用，既有纵横家的辩才，又有政论家的缜密，堪称一篇先见卓识的存韩防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