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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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在君子中施行，而刑罚杀戮施于小人。被判处死刑的，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小人中最严重的。宁可为了道义去死，不肯苟且偷生，而把死看作回家一样，这又是君子中最难做到的。唐太宗贞观六年，选取判死刑的囚犯三百多人，放他们回家，约定期限让他们自己回来受死。这是用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来期望小人中最恶劣的人一定能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最终全都自己回来，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都难做到的事，小人却轻易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之常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的确是小人；等到施加恩德去对待他，可以使他变为君子。因为恩德深入人心之深，改变人之快，竟有像这样的。我说：太宗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取这样的名声。然而怎么知道他放囚犯回去的时候，不是料定他们必定回来以求赦免，才放他们走的呢？又怎么知道被放走的囚犯，不是料定自己回来必定获得赦免，才再回来的呢？料定他们必定回来才放他们，这是在上者窥测在下者的心理；料定自己必定获赦才回来，这是在下者窥测在上者的心思。我只看见上下互相窥测欺骗来成就这名声，哪有什么施恩德与懂信义呢！不然的话，太宗对天下施恩德，到现在六年了，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心存信义，这是讲不通的道理啊！

那么怎样才行呢？我说：放回去又自己回来的，杀掉，不赦免。然后再放一批，又都回来，就可以知道这是恩德所致了。然而这是必定没有的事。至于放回去、又回来就赦免他们，只可以偶尔做一次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的犯人都不处死了。这能作为天下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常法的，难道是圣人之法吗？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以人之常情为根本，不标新立异以自命高明，不违背人情来博取名誉。

唐太宗纵囚，旧史传为仁德美谈，欧阳修却作此文翻案，专在“人情”二字上立论。劈头即划定是非的尺度：“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死囚乃“小人之尤甚者”，而“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视死如归”乃“君子之尤难”——以君子都难做到的事，去期求罪大恶极者必定做到，“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一问，全案的骨架已立。以下层层驳论：先设“恩德入人之深”的通说，随即反问太宗纵囚是否正为“求此名”，于是揭出最深一层——“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君料囚必来而博名，囚料己必赦而偷生，所谓恩德信义，不过是一场君臣默契的欺世表演，一“贼”字两见，诛心之论痛快淋漓；再以“施德六年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的自相矛盾，断为“不通之论”。进而作思想实验：若“纵而来归，杀之无赦”，再纵再来，方证恩德之效——“然此必无之事也”；若纵而辄赦，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破而后立，收束处标出宗旨：“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不以奇行乱世教，以理性常识衡量非常之举，疑古辨伪而持论平实，正是欧阳修经史之论过人处，也与《朋党论》同为其论体文的代表。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