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中篇

两汉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注释

1. 灭周祀:秦庄襄王灭东周(前249年),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并六国,终绝周之祀统。

2. 南面称帝:古代君主临朝坐北朝南,故称居帝位为南面。养四海:养育天下之民。

3. 斐(fěi)然向风:欣然闻风归慕。斐然,顺服倾慕貌。

4. 力政:以武力相征伐,政通"征"。罢(pí)弊:疲惫困苦,罢通"疲"。

5. 元元之民:善良黎民、芸芸众民。冀得安其性命:希望保全性命得以安生。

6. 专威定功:独专威势、奠定功业。安危之本:安定与危乱的关键。

7. 自奋之智:凭一己之智逞能自用。焚文书:即焚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下令焚毁民间诗书百家之书。

8. 先诈力而后仁义:崇尚欺诈与暴力而轻视仁义,先、后均作动词用。

9. 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打天下者崇尚诈力,守天下者贵在顺应形势、讲权变之道。此即"取与守不同术"之旨,后人概括为"逆取顺守"。

10. 孤独而有之:秦王孤立无辅而独占天下。

11. 借使:假使。上世:上古。并殷周之迹:考察殷周立国的轨迹。制御其政:规划治理其政事。淫骄之主:荒淫骄奢的君主。

12. 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并武王),儒家理想之王道典范。

13. 引领:伸长脖子,形容殷切盼望。

14. 利裋(shù)褐:以穿上粗布短衣为满足,谓饥寒者要求极低。裋褐,粗陋短衣,为贫贱者所服。糟糠:酒糟糠皮,穷人充饥之物。甘糟糠:以糟糠为甘美。

15. 嚣嚣(áo áo):众人愁怨喧扰貌。新主之资:这正是新君施行仁政、收揽民心的凭借。劳民之易为仁:劳苦困顿的百姓最易感念仁政。

16. 向使:假使。庸主之行:具备普通君主那样的德行。缟素:白色丧服,指居丧。缟素而正先帝之过:披麻戴孝以改正先帝(秦始皇)的过失。

17. 虚囹圄(líng yǔ):清空监狱,谓减免刑狱。收孥(nú):一人犯罪,没入妻子为官奴婢的连坐之刑,即收帑相坐律。污秽之罪:指黥劓宫刖等肉刑残秽之罚。反:同"返"。

18. 振:通"赈",救济。

19. 轻赋少事:减轻赋税、减少徭役。约法省刑:简化法令、省减刑罚。

20. 塞万民之望:满足万民的愿望。息:安定平息。

21. 狡害之民:狡猾害民作乱之人。不轨之臣:图谋不轨的臣子。饰其智:粉饰其巧诈。弭(mǐ):平息、消除。

22. 重(chóng)以无道:更加上无道。更始:重新开始,指重启大工程。阿(ē)房(páng)之宫:始皇所营巨型宫殿,二世续建。

23. 刻深:苛刻严酷。赋敛(liǎn):赋税。收恤:救济抚恤。

24. 上下相遁:君臣上下互相欺瞒推诿、逃避责任。

25. 群卿:众公卿大臣。人怀自危之心:人人担心自身难保。

26. 陈涉:即陈胜,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大泽: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境),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地(前209年)。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谓其既无圣王之贤,又无诸侯之位,仅凭匹夫奋臂。

27. 牧民:治理民众。语出《管子》。务在安之:关键只在使民安定。

28. 安民可与为义,危民易与为非:安居之民可以同他们行善守义,危困之民易同他们为非作歹。语本《吕氏春秋》"乱世之民……可与为非,不可与为义"之意。

29. 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身为天子而终于遭戮,是因为他行事不正。正之非:其所行正理之道错了。一说"正"为"证",谓戮及其身足以证明其政治之非。是二世之过也:这是秦二世的过失。

译文

秦国灭了周朝的祀统,兼并海内,吞并诸侯,南面称帝,来养育天下之民。天下的士人也都欣然闻风归慕。为什么会这样呢?回答说:近古以来没有天子已经很久了。周王室衰微卑弱,五霸相继灭亡之后,天子的政令无法推行于天下。因此诸侯凭借武力相互征伐,强国欺凌弱国,人多的残害人少的,战乱不休,士民疲惫困苦。如今秦南面称王统一天下,世上算是有了天子。所有黎民百姓都希望安定地活下去,没有人不虚心仰慕朝廷。在这个时候,保持威势、巩固功业的根本,正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凭一己的才智逞能,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废弃王道而树立私爱,焚烧典籍而施行酷法,把欺诈暴力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以暴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开端。兼并天下时崇尚诈力,安定危局时则贵在顺应形势,这就是说夺取天下与守住天下用的是不同的方法。秦离开了战国乱世而称王天下,路线却不改变,政令不改换,这就是它用来夺取天下的方法和用来守住天下的方法毫无不同。孤立无辅而独占天下,所以它的灭亡可以立等而至。假使秦王能够考察上古之事,参照殷、周两代兴亡的轨迹,据此来制定治理的政令,后代即使出了荒淫骄奢的君主,也还不至于有倾覆危亡之祸。所以三王建立天下,名号显赫美好,功业长久流传。

如今秦二世即位,天下人没有不伸长脖子观察他的政令的。挨冻的人只要有件粗布短衣就满足,挨饿的人吃糠咽菜也觉得香甜。天下人的愁苦喧怨,正是新君主施行仁政的凭借。这就是说劳苦的百姓最容易感念仁政。假使二世有寻常君主的德行而任用忠臣贤士,君臣一心为天下忧患,居丧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划分土地、分属民众来封赏功臣的后代,建立封国、设立君主来以礼对待天下;清空监狱而免除刑戮,废除收孥连坐等污秽的刑罚,让罪人各自返回乡里;发放粮仓中的存粮,散发钱财,来救济孤独穷困的人士;减轻赋税、减少徭役,来帮助百姓渡过急难;简化法令、减少刑罚,来守住局面,使天下人都能改过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立身;满足万民的愿望,再把盛德施与天下,天下就安定了。那么四海之内都会欢欢喜喜、各自安享其居处,唯恐发生变乱。即使有狡猾作害之民,也没有背离朝廷之心,那么图谋不轨的臣子就无法施展他们的奸巧,暴乱的奸计也就平息了。

可是二世不施行这种办法,反而更加无道:毁坏宗庙与民更始,重新营建阿房宫;刑罚繁多、诛杀严酷,官吏治理刻毒严峻;赏罚失当,赋敛毫无限度。天下事务繁多,官吏们管不过来;百姓困顿穷苦,而君主不加救济体恤。此后奸伪之事一齐发生,君臣上下互相欺瞒;蒙受罪责的人众多,受刑被杀的人处处相望于道路,天下人都为之痛苦。从公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怀着自身难保的恐惧,亲身处于穷困苦难之中,都不能安于自己的地位,所以容易骚动。因此陈涉不必有商汤、周武那样的贤德,不凭借公侯那样的尊位,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正是因为天下之民已陷于危困啊。

所以圣明的先王能洞察兴衰终始的变化,懂得存亡的缘由。因此统治人民的道理,关键就在于使人民安定罢了。这样,下面即使有作逆之臣,也必然得不到响应的助力。所以说:"安居的民众可以同他们共行道义,危困的民众就容易同他们为非作歹",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尊贵到做了天子,富有到拥有四海,自己却遭杀身之祸,是因为救治的方法错了。这是秦二世的过失啊。

赏析

本篇是《过秦论》的中篇。上篇以雄肆之笔铺陈秦孝公以来百余年兼并的武功与陈涉一举而天下崩解的巨变,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则顺此追问一层:秦得天下之后何以失天下、二世何以不能力挽狂澜,从而把批判从"暴"引向"术"——取天下与守天下必须改弦更张的道理。全文以设问发端:秦并海内、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本已"斐然向风",这本是千载一时的转机。贾谊深刻地指出,这是因为战国以来"强凌弱,众暴寡",久乱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虚心仰上——民心可用,正是"专威定功"的安危之本。这层分析笔力极稳:他没有简单骂秦,而是先承认秦得天下的历史合理性,再写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废王道、焚文书、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紧接着提出全文最重要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兼并时贵诈力,安定后贵顺权,秦"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以打天下之法守天下,故"其亡可立而待"。此论后来被概括为"逆取顺守",是汉初反思秦亡的核心政治智慧。第三、四段以假设之笔作强烈对照,是本文最见匠心处。贾谊设想二世若能"缟素而正先帝之过"——素服认错、任忠贤、封功臣、虚囹圄、轻赋省刑、约法持后——则天下"欢然各自安乐其处",虽有狡民奸臣亦无由作乱;而二世恰恰反其道而行:续作阿房、繁刑严诛、赋敛无度,以致"奸伪并起,上下相遁",人人自危,于是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大泽而天下响应——乱源不在陈涉之勇,而在"民危"。收束一段归结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并引"安民可与为义,危民易与为非"作结,点出"是二世之过也"。全文逻辑严密,善用对比与假设推理,气势疏荡而不空泛,充分体现了贾谊作为政论家的历史洞察力:他向汉文帝进言,实是以秦为镜,劝导汉家及时由"马上得之"转向"安民守成"。其"民危故易动"的论断,至今仍具警世价值。

作者简介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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