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

暂无注释，正在补充中。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争相供养士人（来）为自己谋划。上到谋士说客，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之类的人，下到击剑行刺的、力大无穷，以及技能卑下的人，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那些）穿着奢华的服饰、吃着精美的食物、被安置在上等的馆舍中的士人，多到数也数不清。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而孟尝君还在薛地招聚了六万名崇尚侠义的奸猾之徒，齐国稷下学宫聚集的学者也有上千人；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无数宾客。后来到了秦汉之际，张耳、陈余号称收养了许多门客，他们手下的宾客及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见于约略在传记中有记载的人就像这么多，可以料想不见记载的，应当是官吏的数倍或是农民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别人来奉养自己的人，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国家又如何经受的起呢！

我认为：这是古代贤明君主所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奸猾之徒，就像鸟兽中有猛禽，昆虫中有毒虫一样。把他们分别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就能够使他们为自己所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就是不正确的方法。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而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原因都在这里，不能够不加以省察。

有智谋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辩才的人、有气力的人，这四种人，都是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大多是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别人的，都是要役使别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四种人各有各的职守，那么百姓就安定了。这四种人虽然各不相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通过同一种方式选拔产生。夏商周以前是从学校中产生，战国到秦代是从客卿中产生，汉以后是由郡县官吏的选拔产生，魏晋以来是从九品中正制中产生，从隋唐到现在是从科举考试中产生。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秦二世，然而在那个时候，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去常业。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朴实愚钝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这是六国能略微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后因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统一天下以后，就认为宾客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便凭借法制而不凭借人治，认为百姓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认为官吏不一定要有才能，只要能够遵守自己的法令就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诛杀豪杰，对于百姓中优秀而又有特殊才干的人，将他们遣散还乡。从前那些被四公子吕不韦之流的人所供养的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是面黄肌瘦的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到来呢？秦期的动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在位之时，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畏惧这四种人，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各有各的职守的话，那么秦朝的灭亡，还不至于这样迅速。把上百万头虎狼放到山林里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是要吃人的。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相信的。

楚汉之争带来的灾祸，使百姓死伤殆尽，豪杰之士也应该所剩无几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赵国时跟随的车仍然有上千乘，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并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武，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各代统治者并不过问。这难道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单靠官爵和俸禄不能完全笼络住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使得有人能通过这种方法被选拔出呢？

像那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护他人，百姓学习道义就容易驱使。”唉，这哪里是秦朝和汉朝能够比得上的啊！

赏析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简析

《六国论》是一篇政论文。这篇文章通过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养士”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六国诸侯卿相都争相养士，是他们得以久存的原因，并将“士”分为智、辩、勇、力四种，他们各有着自己的才能，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作者认为战国时期之所以维系长久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能够给各种人才生存的空间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古往今来笼络人才是统治的基石和关键。此论虽有失偏颇，但见解新颖、论述周详，具有好辩善辩的风格。

苏轼，宋代代诗人，作者资料正在补充中。